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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王李自成的婆姨们 | 榆 记
作者 | 鲁 翰
转自：
明末乱世，烽烟四起。李自成从驿卒到闯王，最终建立大顺政权，却又在短短42天后仓皇逃离北京。他的传奇一生不仅与江山社稷息息相关，更与数位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们或红颜祸水，或悖逆不轨，或英勇忠贞，或才貌双全，或淑良可人，她们的红粉故事为李自成军事与政治传奇平添了更多迷离而杂驳的色彩。
崇祯十七年（1644）3月19日，北京城破的硝烟尚未散尽，李自成策马穿过承天门的瞬间，他的命运已然与整个帝国的历史轨迹纠缠难解。而在这位农民军领袖身后，史册中的寥寥数语与民间记忆的斑斓图景交织出一幅独特的女性群像。这些或真实存在或虚构演绎的“婆姨”（西北方言将已婚妇女统称为“婆姨，亦包括大婆小妾）形象和故事，恰似一面稀碎的菱花镜，折射出大顺政权兴衰的隐秘脉络，也映照出后世对这段历史的复杂情感。
韩金儿：驿卒之妻与背叛的阴影
崇祯初年的陕北大旱得地皮皴裂。二十出头的李自成在米脂县银川驿站（小城坢坡身底）当上了驿卒，穿着褐色的褂子成天铡草、饮马或者外出跑差。那会儿他还叫李鸿基，最大的烦恼是填不饱肚子，哪里还能凑出娶亲的银子？
米脂有一句口话“压得小石砭底下嘞”。说的是，当时李自成负责传递公文信件，驿站工作繁重且待遇微薄，自然对这份差事并不上心。他常因疏忽丢失或积压信件，甚至将未送达的、不太重要的公文（李自成粗识文字）居然直接压在城南一处名为“小石砭”的石崖之下的乱石林里。这一行为反映了李自成对官府体制的轻蔑、怠慢和自由不羁的个性。而这句话逐渐演变为讽刺某人“敷衍了事、销形灭迹”的俚语，至今仍在老辈子米脂人口中流传。
崇祯二年，李自成的结发之妻韩金儿就是在这一时期与之成婚的。只是韩金儿早在李自成之前已经嫁过两次，均因与他人私通被休，流落于乡间。后经人撮合，李自成一见满心中意。据传，韩金儿长得肤白唇红，姿色俊俏，好吃辣椒，又善于卖弄风情，咯咯一笑，似能把男人的魂儿勾走。于是执意贪求其美貌，不顾家人坚决反对，三斗小米娶回这枝花回家。
没过多久，崇祯皇帝精简驿站，李自成因为丢了文书而被辞退。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他失落地回到家后，无意间撞见生性风流的韩金儿“旧病复发”，竟然跟一个叫盖虎的县衙差役私通。顿时怒不可遏，抄起剁马草的铡刀，血溅得比婆姨当初的盖头还红。韩金儿的背叛让李自成深受打击，甚至因此背上人命官司，走上流亡之路。
《罪惟录》里只寥寥记写：“杀妻亡命”。
因驿站裁员失业，与西川艾家的债务官司，加上杀妻逃亡，尤其韩金儿的背叛成为李自成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接连不断的打击，逼使他加入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此走上反抗明朝的道路，开始了波澜壮阔的起义生涯。
邢氏：风雨飘摇里的艳情戏码
邢氏是李自成纳娶的第二个婆姨，她不仅绝色多情，聪明能干，还颇具心智，负责管理起义军的后勤和财务。
邢氏原是甘肃流民，被李自成部将掳掠时不过十六岁，民间有传名唤花喜儿，这位爱把凤仙花（陕北人叫甲甲草）汁捣碎掺明矾染红指甲、在大帐里给闯王唱过《刮地风》小调的女子，终于闪进了闯王的视野和怀抱。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李自成的第二段情缘依然倒在了美人的石榴裙下。
邢夫人好谋善断，在军营中尤其展现出了她精爽干练的突出才智，她每天负责管理军用物资、分发饷银、军粮，更是管得一手好账，算得上是李自成的左膀右臂，在队伍中也是颇有威望，很受李自成器重。
这花喜儿的凤仙花香飘进李自成军帐的那天，仿佛注定了祸不妄至。当邢夫人在黄河渡口把粮草交割给英武的高杰时，年轻将领的手“不小心”蹭热她修长的、丹红的指尖。这位尊贵而狡黠的美人居然与李自成的心腹将领、米脂同乡高杰狗苟蝇营，互通款曲了。
当时，李自成安排同乡高杰负责验收等事宜，高杰终日与邢夫人打交道，难免擦出火花。李自成怎么看也是个朗粗之人，可是高杰细皮嫩肉，压根不像军中其他糙老爷们，这才让邢夫人心动了，两个人一来二去就厮混到了一起。
1634年，李自成突然将身在前线的高杰调回了把守军营，这让高杰内心十分惶恐。当时李自成部分兵力困在陇州，便派高杰去劝降明朝名领贺人龙，而高杰却无动于衷。等到使者回来时，没有先向李自成汇报，而是径直去请示高杰，这才让李自成有了疑心。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高杰找到了邢氏，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忧惧。邢氏本就是个精明不过之人，平时做事更是滴水不漏。李自成的突然警觉，让她和高杰惴惴不安。于是，两个人决定一跑了之。殊不知，李自成压根没发现他们的丑事。做贼心虚的两人也顾不得那么多，深夜邢氏带走了几乎全部的金银细软，跟着高杰前去投奔明军。
1635年8月，高杰如愿归附洪承畴，而洪承畴将高杰编入的军营正是由贺人龙（米脂人，万历年间武进士，明廷总兵）率领的。此后，贺人龙以高杰之力镇压农民军，收到了强有力的效果。多年后，贺人龙被李自成部所杀，他的位置便由高杰顶替了。此为后话。
高杰拐走了邢氏，两个人竟然还生活得十分和洽。虽然高杰为人暴虐不堪且桀骜不驯，却唯独能被邢氏驯服，对待婆姨尤其毕恭毕敬。为此，高杰常常向外人夸赞道：“我的夫人有大将谋略，相较于她的智慧而言，美貌倒是其次的。”
1644年，高杰率军攻克扬州，城中百姓畏惧他，不肯开门。而高杰竟然抢掠城外村中妇女，扬州百姓对他深恶痛绝。他后来果真应验了报应，恰恰因中美人计被许定国诱杀惨死收场。但他们的儿子则得了明庭荫封的官职。
关于高杰携邢氏叛逃，《明史》原文记载如下：
“……时卢象升已改湖广巡抚，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诸军务。诏承畴督关中，象升督关外。贼亦分兵，迎祥略武功、扶风以西，自成略富平、固州以东。承畴遣将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贼将高杰通于自成妻邢氏，惧诛，挟之来降。承畴身追自成，大战渭南、临潼，自成大败东走。迎祥亦屡败，东逾华阴南原，绝岭，偕自成出朱阳关，与献忠合。”
邢氏的背叛再次暴露了李自成在情愫方面的淡漠。对邢氏缺乏足够的情义和关爱，导致她与高杰私通并最终叛逃。这一事件不仅削弱了起义军的凝聚力。
其实邢氏的出轨和背叛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政治隐喻。《明季北略》也记载邢夫人因与部将高杰私通而叛逃，此事被史家反复渲染。细究当时农民军内部权力结构，该事件恰发生在李自成与张献忠关系破裂、罗汝才被杀后的权力重组期。这个看似香艳的背叛故事，不仅让李自成再次遭受情感上的打击，实则暗含着军事集团内部整合的血腥逻辑。
高氏：铁血山河中的红妆倩影
高氏作为李自成的第三任婆姨，更是他忠贞不渝的战友和得力的贤内助。
高氏（高桂英，现代作家姚雪垠虚构的名字）出生在陕西米脂万丰里壶芦旦（今西川龙镇一带），出身行武之家，系李自成部将高一功的同胞姐姐。其自幼习武，身形矫健，容颜出众，性格坚韧独立，和稳果决。早年因丈夫早逝流离回娘家，后随兄弟加入起义军，逐渐表现出不依附于男性的独立人格。
与李自成前两任夫人不同的是，高氏擅长武艺，精于骑射。与李自成互生情愫，结为夫妻，在李自成麾下很快便成长为女中豪杰。此后多年征战，高氏始终与李自成夫唱妇随，患难与共。在闯王勇闯天涯的同时，她甚至组建了一支以陕北妇女为主的娘子军，推助丈夫一臂之力，追随闯王开天辟地，立下赫赫战功。
高夫人作为正史记载中唯一有完整事迹的李自成配偶，其形象在《明史》《绥寇纪略》等文献中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位出身米脂武家之女，据计六奇《明季北略》载，能“引弓三百斤，马上运双刀如飞”。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商洛山兵败时，高氏率八百娘子军突破潼关天险，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在襄阳建制时期，她主持的“娘子营”不仅承担后勤保障，更直接参与军机决策，《豫变纪略》记载其“每临战阵，必亲执桴鼓”。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编纂时参考的《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等私家史书中，高氏形象更是立体。如《绥寇纪略》记载潼关之战时，“高氏亲率女兵断后，发连珠箭退敌”，但这类细节被清朝官修史书刻意淡化。
大顺军中的女性武装建制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高夫人统领的娘子军规模曾达万人，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其军规“犯奸淫者立斩”，这种纪律性与同期欧洲三十年战争中女性随军者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娘子营不仅是战斗单位，更是流动的行政机构，负责根据地建设、民政事务和民众的宣传安抚动员等。
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高氏被册封为皇后。据《东明闻见录》等南明史籍中记载李过“称高氏为太后，具疏称李自成为先帝”看来，高氏的确被册封过皇后，其册封的时间，确当在永昌元年正月建国时。《后鉴录》（卷5）记载，“初，自成卤（虏）高氏，僭为后。及破京师归，收宫人窦、张、陈、杜为伪妃，随营中。”由此可知高氏被封后是在进北京之前，而其余各色妃子被封，是从北京归后，当在是年八月李自成大赦天下、大封功臣战将和亲属时。
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后，高夫人并没有选择隐姓埋名苟且下半生，而是坚秉着与丈夫共同的理想，独自率领大顺军残部及清一色女兵“忠贞营”于川鄂地区英勇抗清。地方志（如《米脂县志》）保留“率军八千屯茅麓山”等记载。直至1663年12月，被攻破阵营后，最终在清军的围剿下慷慨赴死，自焚殉国，表现出了米脂婆姨的巾帼气概。
民国时期，米脂邑人李宝忠1944年创作完成的章回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以“演义”为名融汇大量的陕北民间传说。对李自成与女眷的描写尤为传奇，他甚至将高氏神化成“北斗星君转世”，与“白虎星”李自成天命相配。其中有虚构“米脂城头射天狼”情节：……崇祯七年大旱，高氏曾三箭射落象征灾祸的彗星。明清史家虽贬斥农民起义军为“流寇”，而作为桑梓著者，自然多含正面赞颂，特别在女性叙事方面，不免洋溢着民间想象的狂欢成分。
刘氏：甲申变幻之后宫风云
刘氏，生卒年、籍里皆不详。李自成的第四任妻子，大顺朝第二位皇后。
永昌元年（1644）4月，李自成从北京西撤，8月退至西京。在西京以五等爵大封“皇亲国戚”的同时，竟然另立刘氏为大顺皇后，尊刘世俊为岳侯。高氏一怒北上榆林高一功营，从此再没回到李自成身边。
李自成在西京称帝，建大顺政权以及在北京建制封侯基本上都是依照明朝宗法礼仪制度来秉办的。
按中国传统宗法制度，废黜皇后是需要充分理由的，如皇后本人犯罪、皇后无子、君主对皇后感情淡薄、皇后家族犯罪以及政治斗争等等。然而这番另立皇后、将后宫的尊位重新列序，显然对高氏是极为不公的。
据冯梦龙《甲申纪事·北事补遗》载：“贼之妻（高氏），现在高将营，为其第六妾。”但没有任何记载表明高氏犯了错误被废皇后位。高氏嫁给李自成七年无子似乎是一个重要依据。但是高氏被封皇后到被废黜仅八个月时间，如若以无子被废，那西安建制时或北京登基时就不该封高氏为后。
古代传统皇后无子一般会将其他妾妃的儿子过继过来作为嫡子，但李自成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氏也没什么过错。其弟高一功在陕北镇守榆林，并没有记载表明有什么犯罪或卷入政治斗争之嫌。
从崇祯九年到崇祯十七年，李高二人感情一向是好的，所以永昌元年高氏封后，仅隔八个月就如此大变，应该是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发生了什么变故，又或者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导致李自成对高氏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以致于废后。
然而，这些并没有任何史书记载。当然最有可能的是李自成在北京见惯了皇宫里的绝美宫娥，嫌弃高氏老丑（《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记载：“自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李自成‘妻妾（此妾又乃谁者也？）各一，皆老丑’”），急切需要更换一个美丽心仪的婆姨吧。
在这政权生死存亡之秋，李自成轻率地作出如此重大变异，注定对大顺王朝是极其不利的，无妨导致激冷了大顺军一众的心。从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余部皆尊称高氏为“太后”看，高氏在大顺军中的威望毫无动摇，诸将对另立皇后显然是不满的。因之，这次冲动率性的封后极大地破坏了正统宗法，尤其戕害君臣的团结，如此的妄乱宗法对摇摇欲坠的大顺朝无异于雪上加霜。
刘氏被册封为皇后，见康熙《米脂县志》（卷12）《伪顺》，另据《清世祖实录》（卷18）所录阿济格的奏报。李自成在湖广为清军追及后，其妻妾多人均被俘获或自溺江中死，而高氏不在其中，这说明高氏未与李自成一起行动，其原因或许与李自成另立皇后有一定关系。
永昌二年(1645年)正月，李自成放弃西京南下湖广，刘氏随行。4月下旬，李自成与清军夜战于富池口，清军铁骑直冲李自成营帐，有妃子三人投江而死。五月初，李自成兵败九宫山，清军“生擒自成妻妾”，刘皇后应该就在其中。
邓太妙：西京诗韵余留的一缕风情
李自成的姻眷里除了四位正妻还有很多妾妃的。早期是否有妾室没有史书记载，但据《国榷》（卷99）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10月，李自成请才女邓太妙为“后宫女师”教其妻女学《毛诗》。
清初王端淑选辑的《名媛诗纬初编》中记载，李自成生有一女李翠微（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后，李翠微获封“延平公主”，居大顺王府西苑。）
据《延绥镇志》载，她曾随邓太妙学习诗文礼仪，但更热衷习武，常着男装参与军事演练。1650年忠贞营溃散后，一说她隐姓埋名遁入道观（湖北武当山志载“李道人”相关传闻），另一说战死于夔东山区。而韩金儿、邢氏、高氏都未能为李自成生育儿女，说明李翠微或为李自成妾室所生。
《流寇志》（卷14）中提到的李自成妃子有“范氏，号德妃”，“收宫人窦、张、陈、杜为伪妃，随营中。”还有未提及的妃子王氏、孟氏等等。只是在封建时代，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而妾的地位就更低了，对历史没什么影响，史书上记载就更少了。
那么这位女师邓太妙又是何许人也？
邓太妙（约1610—1645），陕西三原县人，出身名门，为明初宁河王邓愈后裔。她自幼习文，工诗词、善书画，尤以文学才华著称，曾著《嘉莲阁集》《众香词》等诗集。其父为三原县书香门第，家族以开设私塾、以培养乡里子弟闻名。
崇祯初年，邓太妙嫁与陕西旬邑名士、太仆寺少卿文翔凤为继室，夫妻二人常携手郊游、诗词唱和，文名远播关中。1642年文翔凤病逝后，邓太妙寡居三原，写下哀婉祭文，被关中文士争相传抄。
崇祯十六年（1643）10月，李自成义军攻占西安，翌年正月建立了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原明朝漕储参政张国绅为谋取新朝宰相之位，将色艺双绝的邓太妙作为“贡品”献给李自成。李自成因珍其才华与丽质，封其为“内廷教师”，赐居西安大顺王府东庭，负责教习高皇后与（史载二人“亲如姐妹”）爱女李翠微等学习诗文与礼仪。
邓太妙虽未正式册封为妃，但李自成对其特殊关照，自西安出征时，特留千两白银及护卫，且口称其为“臣妾”。
据清军档案《搜获从贼逆妇等事》、李过回忆录及民间记载，邓太妙实为李自成事实上的侧室，因小脚行动不便，未随军进京。关中士族后裔在清初编纂《三原文征》时，刻意强调她“被迫事贼”的屈辱，实为家族在明清鼎革中政治站队的辩护。
李自成兵败后，邓太妙避居周至遭清军俘获，被押解入京，最终流落幽燕（今河北、北京一带），曾在流亡途中于驿站以诗题壁：
三峰一别不复还，玉女愁容惨玉颜。
妾与王嫱同命薄，学骑边马渡阴山。
邓太妙后因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而终。其一生兼具才女风骨与乱世浮沉，被后世视为明末女性不屈精神的象征，与高桂英的“忠贞营”形成文武呼应。奈何正史对邓太妙记载简略，其生平多依赖地方志。姚雪垠《李自成》等文学作品将其塑造为“知遇红颜”，强化其与李自成的情感羁绊，学界对其是否被李自成纳妃仍有分歧，但其作为大顺政权文化符号的意义则被广泛认可。
窦美仪：紫禁城最后的红粉宣言
窦美仪原是崇祯帝的宫女，具体出身不详，但据《明史》记载，她容貌秀丽，精通琴棋书画，因才艺出众被选入宫廷。
崇祯十七年3月大顺军攻破北京，窦美仪与其他宫女一同被俘，此时其原配高桂英仍在西安未得随行。由于宫中空虚，在牛金星、宋献策的推荐下，“才貌出众，温柔娴雅”的原明宫六品女官窦美仪受到了李自成的召见，交谈中，窦美仪对明朝灭亡的感慨和对李自成的工巧恭维，赢得了他的好感和喜欢。随后，李自成赏赐其七宝镂花赤金镯，并将她册封为“淑妃”，成为故宫中唯一一位正式册封的妃嫔（据载《甲申传信录》）。
李自成对明朝宫廷女性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度，既有掠宝怀珍的贪欲，也有笼络人心的意图。由于有宫女费珍娥夜刺部将罗虎的前车之鉴，内心始终交织着利用与排斥、赏识与疑虑的矛盾心理。
《甲申纪事》称其被“强纳”，而《爝火录》记载李自成“以礼待之”，这种差异折射清初史家对“流寇”道德批判的需要。作为大顺政权短暂宫廷生活的见证者，这个选择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新朝君主通过收纳前朝宫眷完成权力合法性的视觉确认。
但是窦美仪伴随在李自成身边，毕竟前前后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史料对窦美仪记载甚少，且立场偏向否定。如《明史》称其“失节于贼”，强调她作为明朝宫女投靠农民军的政治不正确性。这种评价反映了明清易代后对贰臣、逆女的道德审判。终因李自成迅速败退北京，窦美仪的下落未见于正史，民间推测其可能在清军入京后遭遇不测。
齐家不衷的宿命：大顺江山的悲剧隐喻
李自成与他婆姨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情感的纠葛，更是明末清初历史洪流的缩影。她们的命运与李自成义军和大顺政权的兴衰紧密相连。
透过历史叙事中的留白，我们不仅看到了乱世中女性的背叛、坚韧与无奈，她们或水性杨花、或偷人诛心，或坚贞不二，或欣邂知己，或惺惺相惜、或狐疑两可，而更多的是让人感受到历史皱褶里深藏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其实，讨论和研究其时尚不到40岁的李自成，他的个人性格底色和情感特质，无疑更具文化解剖价值。
譬如他造反早期的“不好女色”，《明史·李自成传》原文是这样记载的：
“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
如果一个对女色无感的义军领袖，注定无法真正理解人性的复杂与多变，一个在情感上孤拗和锁闭的统治者，注定无法建立谐和稳固的江山图景。
李自成的故事，不止于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传奇，终究是关于杀伐、权谋、占有、情商与历史书写的永恒寓言。
李自成与婆姨们梦幻般的婚恋遭际与王朝气数的共振在甲申年达到顶点，她们共同勾勒出明末乱世中女性多舛多重多变的命运，同时隐喻了一个农民政权向传统皇权蜕变的艰难和绝望的困境。
历史真相早已随风而逝。当我们企图拨开层累迭迭的传说迷雾，那些在史册边缘若隐若现的女性身影，恰似斑驳的铜镜残片，既照见传统史观对女性叙事的压抑和涂抹，也映现出民间记忆对历史空缺的善意的诗意的填补。
那些婆姨们被典籍遗忘的名字仍在时光深处低语，诉说着另一种可能的历史样态。
作者简介：鲁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协会会员、榆林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市民协会副主席，已公开出版有著作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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