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学研究】赵现海：长城的地缘根源与历史角色

作者：赵现海      转自：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2024年07月11日

编者按：本文作者赵现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明代长城与中国北部边疆研究。

（注：本文节选自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编《长城学研究》第二辑。）

摘 要：古代中国依托核心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农业政权。农业政权在边疆开拓过程中，承担着越来越重的财政压力，于是秉持有限开拓主义立场，逐渐停止边疆开拓的脚步，改在农牧过渡地带修筑长城，从而形成了长期的防御立场。长城一方面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农业“基本盘”，另一方面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除游牧族群的威胁，相应在中国历史上引发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议。

关键词：长城；地缘根源；历史角色；农业边疆；防御立场

一、农牧之间的长期对峙

对于历史而言，地理不仅是空间的舞台，而且扮演着能动角色，甚至从长时段而言，决定着历史的基本走向。欧亚大陆的南半侧，受到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普遍发展起发达的农业。与之相比，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欧亚内陆，因暖湿气流受阻于越来越高的地势而很难到达，导致气候干冷，形成了草原、戈壁、沙漠的地貌形态，无法发展出发达的农业，而只能开展牧业。

在人类文明之初，经济形态是混合型的，人们依靠着农业、牧业、渔猎的多种方式谋求生存。伴随气候、土壤、灌溉条件较好地区的农业越来越发达，专业化的农业逐渐产生，并向周边拓展，在此基础上培育出商业文明，压迫仍然依靠混合形态的人们，越来越向内陆方向退缩。而在后者彻底退至内陆时，他们只能完全依靠收益十分微薄的牧业。农、牧业的分工由此形成。可以说，如果进行形象的比喻，农业、牧业是混合型经济的儿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他们分别建立起了农业政权、游牧政权。

游牧政权建立后，与农业政权形成了长期的对峙态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牧民依托草原，饲养马匹，发展出骑兵战术，从而获取了保卫自己、抗衡农业的政权，甚至不断抢掠农业政权的战术优势。而反观农业政权，当他们进逼至内陆边缘时，开展农业面临着越来越不利的条件，他们不仅越来越无法获得农业带来的财富，而且面临越来越大的后勤供应压力，向前推动的愿望与实力都逐渐下降。这样，南北双方就此形成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表面看来是一种军事的平衡，深层来看是一种经济的平衡，但究其根源是一种生态的平衡。

在南北政权长期对峙的过程中，农业政权不断面临着游牧政权掠夺物资、人口，甚至进入农业地带的军事压力。这个并不安分的邻居实在是农业政权一直努力解决，但在古代社会却一直无法解决的强大敌人。

为了应对游牧政权，农业政权曾经采取过多种办法，包括军事进攻、政治和亲、经济交流、宗教感化，这些措施各有其有用的一面，也有其负面的一面。而在众多的方案中，东西方都曾经推行过长城方案，中国尤其重视这一方案，这推动了长城的长时期、大规模修筑。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古代在“农业边疆”取向影响下，形成了“有限扩张主义”。

二、农业边疆的取向

虽然古代世界的东西方政权，都属于农业政权，但古代中国却是最为典型的农业政权，农业经济远较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发达。欧洲的陆地面积较小，只有亚洲的四分之一，而且主要分布于东欧。但东欧由于地处内陆，降雨较少，气候干燥，农业相对受到影响。西欧地形以丘陵、半岛、岛屿为主，地形破碎，也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充分发展。阿拉伯文明产生于生存环境更为恶劣的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有广袤无垠的沙漠，农业经济先天不足。由于农业经济有所不足，欧洲文明尤其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积极致力于对外开拓，发展商业，以维持自身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可称之为“商业边疆”。不仅如此，两种文明所信奉之宗教，无论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东正教，都呈现出普世主义的特征，以消灭其他异端宗教为指向，缺乏折中与宽容。由两种宗教影响而形成的文明观念，相应内在地具有无限向外的价值追求，皆属于“发散型文明”，为了经济利益，追求无限扩张。

与以上两种文明不同，古代中国位于东亚大陆，中亚广袤的戈壁不仅长期阻挡了西方势力的东进，使古代中国一直远离欧亚大陆中西部的文明冲突；而且中心地带是平坦而富饶的平原，拥有着以上三种文明无比艳羡，且难以企及的地理环境，为以农民为主体建立的华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在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古代中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历史脉络，借助于黄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核心地带，发展起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经济，对比周边山脉、戈壁、沙漠、海洋、丘陵等边缘地带较为原始的混合经济，形成了明显的经济优势，中国历史从而长期保持了“内聚性”特征。由于中国古代属于农业社会，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开拓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

与商业边疆对于空间、人口具有无限的欲望不同，农业边疆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所追求的疆域是适宜于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地带，因为这种地带才能长期维持农业政权对外的军事行为。由于农业的收入相对于商业较低，加之中国古代自然灾害频发，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较为脆弱，农业财政也相应形成了藏富于民、轻徭薄赋的财政思想与政策。而边疆开拓引发的连绵战争，无疑会对中国古代的农业财政产生巨大影响。“大凡兵兴则财用不足。”这不仅在于战争会直接带来巨大的财政开支，而且由于农业经济对劳动力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较高诉求，战争会给社会稳定带来直接冲击。

可见，由于在农业经济与边疆开拓之间，存在矛盾与张力，这便促使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倾向于在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临界点停下脚步，除非所占领地带具有军事防御的重要战略价值，或利用军事打击能够取得政治成功，即使考虑到后两层因素，在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临界点之外采取军事行动，也是偶然行之。

而中国周边生态环境显然并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与以上三种文明四周地带是资源聚集地不同，中国不仅不便于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而且四裔族群利用这一险恶环境，形成了对以华夏、汉人为主体的中原政权的一定抗拒，北方族群甚至长期掌握了相对于中原王朝的骑兵优势。相应地，中原王朝对于四裔边疆的扩张，一方面由于缺乏边疆的有力支持，有马匹等战略物资匮乏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边疆险恶环境甚至军事优势的陷阱，从而在财政、军事两个方面，造成对政权的严重冲击，形成社会动荡、政权不稳。

三、有限开拓主义

在边疆战争上，中国古代文明一方面与其他文明一样，作为有机体，也重视战争，在有些时期认可武力扩张的思想，认可、注重而不否认战争的历史作用，可由此而称之为“重战”传统；另一方面，中国古代鉴于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倡导慎重发动战争的观念，可称之为“慎战”传统。在“慎战”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倡导在具备发动战争的基础与条件后，再稳妥地开展战争。可见，中国古代对于战争之立场，是从现实出发，根据具体环境，既十分重视，又充满戒惧，因此在战争频率、开展规模上，都是“有限战争”。

在“有限战争”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的边疆经营，也相应衍生出“有限开拓主义”疆域模式。中原王朝在农业边疆立场的影响下，进行扩张时，首先在政权稳定与边疆开拓之间寻找平衡点，以不损害政权稳定为前提，进行适度的边疆开拓，从而使疆界实际止于政权稳定与边疆开拓长期平衡下的临界点。这一临界点表面来看处于明显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生态临界点，其实深层来看处于中原王朝财政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可见，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边疆治理上，存在着一定局限性。这一局限性，便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边疆经营上，呈现了“有节制的开拓”或“有限开拓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从地理空间而言，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不似以上三种文明无节制地向外扩张，而主要是围绕平原地带，向四周渗透，对于海洋空间，鉴于其与农业文明并不接洽，甚至存在冲突，加之中国古代军队以陆军为主，海疆经略面临更大困难，因此从官方层面基本加以摒弃。从开拓方式而言，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不只利用战争方式，也比较崇尚运用和平交往的方式，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怀柔远人”，从而建立起较为柔和与弹性的外交模式。在政治上，推崇与其他国家加强联系，维护和平的国际秩序。在经济上，秉持“义利之辨”观念，在朝贡贸易中本着让利于人的原则，达到万邦来朝的政治目的。在文化上，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强调利用文化优势感召外人。即使运用战争手段，也强调“出师有名”，也就是所谓的“义战”，将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之一，注重武力手段的道德合理性，反对“穷兵黩武”。从政策立场而言，坚持“内政优先边防”或“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文化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从开拓目的而言，边疆开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消除四周，尤其是北方族群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而非单纯的疆域扩张。最后，从军备状态而言，在开拓达到一定极限时，便长期采取防御立场，“御寇”而不“为寇”。

可见，在地理环境决定之下，古代中国为保障农业经济与农业政权，采取“怀柔型”政策，竭力维护周边国际秩序的安定，以维持自身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达到“不刚不柔，厥德允修” 的“中庸”状态，从而保持内政与边防之间的平衡。中国古代对外开拓不仅首先考虑使其不影响内政稳定，而且对外开拓的目的也将维护自身国家的地缘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在关注点上首先是向内而非向外，而深受儒家影响的士大夫集团，也重义轻利，反对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发动对外扩张，属于“内敛型文明”。可见，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拓是一种政治驱动，在开拓力度上显得更为保守与谨慎，致力于开拓具有一定限度的“有限疆域”。

四、防御立场与长城修筑

如同其他文明一样，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条件具备，具有实力时，都尽可能地开拓生存空间，这在政权建立后、处于上升期的王朝前期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明显。但当中原王朝步入中后期，政治上由于官僚腐败而导致低效，经济收入被各种权势集团侵占，自然灾害造成人口流徙，军队战斗力下降等结构性的问题困扰，边疆开拓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往往转而在边疆地区采取防御政策。不仅如此，受到“有限开拓主义”的影响，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时常在条件具备之时，也会出于政治利益，往往在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临界点停下来，改而采取保护胜利果实的防御立场。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整体上其实一直处于防御立场。为加强防御，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陆地边疆尤其北部边疆，长时期、大规模修筑长城，也在开始面临海上挑战之后，在东部沿海同样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却一直未能主动解决来自边疆的威胁，由之所带来的“反噬效应”反而加剧了中原王朝的财政危机、社会危机，最终造成全面的政权危机，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

受到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古代边疆观念中，很早便将防御作

为基本方案。在上古时期，防御观念便已产生。伴随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的政治主体力量，防御观念相应逐渐深入并塑造着中原王朝的对外政策，在中原王朝的边疆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历史作用。防御观念也成为后世儒者在边疆政策上，一贯坚持与不断发扬的政治观点，在历代政权的边疆决策中具有重要影响。

军事防御需要借助地形，为加强防御，需要增强地形的险要。《周易》已有“设险以守”的思想。“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但中国古代四裔边疆地形复杂，有适合防御的山地，也有不适合防御的平地，而且即使山地，也需要借助修筑防御工事，将其转化为可以依托的军事高地。为此，中国古代在防御压力较大的边疆地区，尤其北部边疆，不断修筑长城。

中国古代之所以修筑长城，是出于军事、财政、政治等多种考虑。在古代，骑兵以其快速迅捷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与机动性，在作战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为应对北方族群的冲击，中原王朝不仅要解决步兵如何抵御骑兵的战术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北族骑兵战略上的声东击西，以及“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灵活性所带来的飘忽不定。中原军队千里寻敌的劳而无功，造成了粮饷、物资的供应问题。在古代社会，由于交通运输条件较为落后，战争所必需的后勤供应对于财政有限的古代政权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负担。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由于建立在农业经济之上，对于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与劳动力减少，更显得缺乏耐受力与免疫力。因此，对于北方族群的作战，不仅是一项军事问题，还是一项财政问题，最终是一项关系政权全局的政治问题。

五、长城的作用

为此，中原王朝尝试以长城加以应对。长城具有五种战术功用，能够有效克服北族骑兵的冲击力与机动性。

第一，长城最外层是连绵的烽火台，守台士兵看到北族骑兵，便可以通过传递烽火、狼烟等形式，将敌情传递给长城沿线军队，使其可以通过来犯敌军数量、进攻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调动与部署。

第二，烽火台以内是边墙。边墙以一道墙的形式，直接御敌于国门之外，从地形上阻挡了北族骑兵，不仅保护了中原王朝统治的“基本盘”，保障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而且后者如果要穿过边墙，势必要挖墙，或者寻找薄弱环节，这样快捷的机动性便下降了。北族骑兵挖墙而过，进入长城以内之后，中原士兵可以再次修补边墙，北族骑兵回来时，便只能再次采取挖墙的方式，相应容易遭受中原士兵的围追堵截。

第三，长城不仅是一道墙，还包括壕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是一种立体防御体系。中原王朝修筑边墙时，往往采取挖取墙外土地的方式，从而在边墙外形成一道壕堑，相当于城墙的护城河一样的设施，增加了北族骑兵越界的难度。由于北部边疆多山，地形不平，因此北方族群南下时，往往采取沿河谷而行的方式，从而不仅可以利用河谷的平坦地形，而且还可以让马匹饮水吃草。同样，由于中国北方降雨较少，需要借助河水灌溉进行农业种植，因此中原王朝的农业区也呈现沿河分布的格局。为保护农业区、防御北方族群，中原王朝往往在河谷之旁修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等长城设施，在北族骑兵通过时，利用依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层层阻截，机动开展战争，从而将步兵的短处充分掩盖，有效地遏制了北族的骑兵优势。

第四，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不仅官方修筑长城设施，在北族骑兵进犯之时，利用镇城、营堡、城寨、墩台，将附近民众、牲畜、物资收容进来，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防止人口、物资被北方族群抢掠，阻止敌军战略目的的实现，而且还倡导民众修筑民堡，从而在广阔的北部边疆，普遍修建起城堡，最大限度地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由于北方族群南下，大都是出于抢掠的经济目的，而非攻占土地的政治目的，因此坚壁清野是一项具有针对性且十分有效的战术设计。不仅如此，官方在号召民众修筑民堡的同时，还将民众武装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从而实现了北部边疆社会的普遍“军事化”，使北方族群进入长城地带后，面临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第五，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修建墙体并非一道，也不只是横向的，而是纵横有多道墙体，从而将北部边疆切成一个个的包围圈，北族骑兵一旦进入，便很难出去。

总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通过在广阔的北部边疆，利用有利的地形，构建立体的长城防御体系，不仅有效地削弱了北方族群的骑兵优势，而且将自身步兵的短处充分掩盖起来，在防御中实行局部的进攻，不仅克服了与北方族群野战的不利状况与风险隐患，而且将自身的战术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不仅通过坚壁清野，充分保障了边疆民众的生存、经济生产与生活物资，而且有效牵制了北族骑兵“因粮于敌”的战术形式与抢掠民众、物资以壮大自己的战略目的；不仅克服了北族骑兵的冲击力与机动性，保住了自身统治的“基本盘”，而且减少了军事调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开支，有利于自身的社会稳定与政权稳固。概而言之，在解决北方族群问题上，长城是一项具有多种功能，现实而有效的军事方案。对于长城的军事功用，北魏孝文帝时期，尚书、中书监高闾上表，曾加以概括总结。

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

六、长城的争议

在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自其修筑之始，便长期存在，一直伴随长城修筑之始终。对于长城的争议，主要来自军事理念、财政观念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质疑。

首先，从军事理念而言，由于长城是被动性的军事设施，不是具有开拓本能的政权所优先选择的军事方案。在具备一定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还是更为倾向于通过进攻的形式，彻底解决军事威胁，开拓边疆，彰显尊严。

其次，修筑长城需要耗费大量财力，劳役民众，这对于从“民本”思想出发，一向主张节约、爱惜民力的儒家士大夫集团来讲，内在地具有一种冲击。

再次，中国古代“内政为本”的政治观念，对于包括修筑长城在内的所有军事方案，都从根本上呈现出强烈的政治伦理批判。这种政治观念认为解决好内政问题，是维护政权的根本措施。孔子所倡“节用而爱人”，便是这一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

最后，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即长城终究是一项防御工程，无法主动、彻底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从而使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的战争呈现长期对峙的状态。不仅如此，伴随防御日久，中原王朝军队战斗力逐渐下降，长城防御的实际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长城防御便逐渐陷于被动态势。这不仅给中原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且也给长城所在边疆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并最终形成“反噬效应”。

所谓“反噬效应”，指长城所在边疆地区，不仅是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生态灾害易发的“生态高危区”，而且是经济方式较为单一，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经济落后区”，还是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财政危机区”，同时又是大规模战争连绵不断，社会长期“军事化”的“军事风险区”。简单地说，便是长城所在边疆在灾荒多发、经济落后、财政匮乏的同时，长期支撑着大规模战争与军事化社会，是中华帝国地缘政治版图中最为脆弱、风险系数最高的区域。在正常条件下，长城所在边疆已经处于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社会困境，一旦各种社会危机同时爆发，比如发生大规模灾荒、国家粮饷物资未及时供应、发生大规模战争等，长城所在边疆社会秩序便会迅速崩溃。由于长城所在边疆呈现高度“军事化”局面，一旦社会秩序崩溃，被武装起来的长城所在边疆军民便会揭竿而起，他们所拥有的组织性、战斗力都会使自己迅速成为政权的巨大威胁。这就是长城的“反噬效应”。长城“反噬效应”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明朝灭亡于长城周边的军民叛乱与异族入侵。

七、客观评价长城

总之，长城作为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不仅从地理上分隔了南中国与北中国，加剧了南北社会的历史分流与道路分途，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而且在其修筑之后，北方族群在南下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选择向西迁移，从而推动了中亚至西欧的亚欧大陆历史的连番变化，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长城是中原王朝为削弱北方族群骑兵优势，依托北方地区有利地形，构建起来的立体防御体系，在防御中蕴含着进攻，将步兵劣势转化为优势，既节约了财政开支，又长期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维护了中原王朝的社会稳定与稳固。但长城作为防御工程，无法主动、彻底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守军在长期消极因循中，反而呈现出战斗力下降的战略劣势，最终在长城所在边疆社会的“反噬效应”下，政权瓦解。因此，对于长城的评价，应从中国古代的历史背景出发，多角度地客观分析，避免落入单纯地肯定或单纯地否定的窠臼。不能单纯地由于长城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游牧族群的威胁，就武断地加以全盘否定。毕竟，在古代，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彻底而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由于坦克的出现，彻底消除了骑兵的战术优势，而这已经到了近代时期。

结论

包括中国在内，古代长期呈现了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交织，农业政权与游牧政权二元对立。古代中国依托核心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农业政权。农业政权在边疆开拓过程中，伴随逐渐深入边疆地区，越来越无法推广大规模农业经济，从而不仅面临着边疆族群越来越顽强的军事抵抗，而且承担着越来越重的财政压力，作为农业政权的中原王朝，于是秉持有限开拓主义立场，逐渐停止边疆开拓的脚步，改而在农牧过渡地带修筑长城，从而形成了长期的防御立场。长城一方面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农业“基本盘”，另一方面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除游牧族群的威胁，相应地在中国历史上引发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议。当前，应从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出发，对于长城的历史作用进行客观评价。